試想這樣一個場景：你正擠在週五晚上的板南線，手機電力剩 1%，老闆的緊急訊息剛跳出來，你正要拿出行動電源「續命」。與此同時，站在你隔壁的乘客，他的背包突然冒出白煙，接著是一聲巨響——在時速 60 公里的地下隧道裡，這不是電影情節，而是鋰電池失控的真實惡夢。

這時候，你會選擇「手機沒電的焦慮」，還是「可能被炸傷的恐懼」？

朋友，這不只是一個關於「方不方便」的問題，這是一場大腦裡的隱形戰爭。今天我們不談生硬的法條，用行為經濟學和風險溝通的角度，來聊聊為什麼「捷運上限制行動電源」這個議題，會讓我們如此糾結。

在行為經濟學中有個著名的概念叫「當下偏誤」（Present Bias）。對台灣通勤族來說，手機沒電是「馬上會發生」的痛苦（無法滑 Instagram、無法回 LINE），而電池爆炸是「機率極低」的遙遠風險。

我們的大腦天生不擅長處理機率。諾貝爾獎得主 Daniel Kahneman 指出，我們更容易被「可得性捷思」（Availability Heuristic）影響。除非新聞剛播過行動電源爆炸，否則我們通常會預設「我很安全」。

從風險溝通（Risk Communication）的角度來看，捷運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場域。這裡符合了風險感知中的「高恐懼性」（Dread Risk）特徵：

1. 密閉性與無處可逃：不像在馬路上你可以隨時跑開，捷運在隧道行駛時是封閉的。
2. 控制感喪失：乘客無法掌控列車，一旦發生事故，心理壓力會瞬間爆表。

如果在車廂內發生行動電源自燃，真正致命的往往不是火本身，而是「群眾恐慌造成的人踩人」。這就是為什麼捷運公司對於任何「可能的火源」都必須採取近乎潔癖的零風險偏誤（Zero-risk Bias）管理態度。

雖然目前台北捷運並未完全「禁用」行動電源（僅規範危險物品），但若未來加強管制，其實是合理的。因為在行為經濟學裡，我們往往高估了自己的運氣，卻低估了環境對風險的放大效應。

這不是要剝奪你充電的權利，而是因為——在每小時運載數萬人的鐵殼子裡，我們都是生命共同體。

「真正的安全，不是危險不存在，而是我們對危險保持了足夠的敬畏。」

下次當你在捷運上看到有人接著那顆發熱的行動電源時，不妨想一想：
如果為了換取這 10% 的電力，必須讓整車的人陪你承擔那 0.01% 的驚魂風險，這筆交易，真的划算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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